即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。“一年当三年”是大家在今天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建立的时间概念。一年足够令人创业失败三回，也够醍醐灌顶数次。我们邀请了一批各领域的达人，包括张春、霍炬、傅踢踢、王嫣芸、陆晓逊、邹思聪等，以自述的形式来回顾他们的年，那些不为人知的高高低低。这一期，主人公是张卓彦。

本文为三明治“我的”系列

第08篇口述故事

今年7月，张卓彦离开了工作生活将近4年的非洲，选择回国。

离开那天她没请假，在新建立的办公室完成收尾工作，和同事们道别后前往拉各斯机场。拉各斯是尼日利亚的旧都，西非第一大城市，张卓彦已经在哪里从事了两年的咨询工作。再往前的两年，她在非洲最南端的南非度过。

国内的工作9月入职，于是她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长假，旅行的第一站是希腊，飞机将在土耳其中转。

然而飞机起飞前，张卓彦却在手机里刷出了土耳其政变的消息。

看到中转地政变，心里不免还是忐忑。她向土耳其航空的空姐询问情况，空姐淡定地回答，“没事，大不了换个机场降落。”后来飞机果然降落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另一座机场，经过17个小时的混乱无序，她才顺利改签成功，重新登上前往雅典的飞机。

张卓彦离开非洲的过程，和那片大陆一样同样充满着奇幻色彩。

23岁时，这个顶着“哈佛”光环的女孩离开精致舒适的波士顿，一头扎到了南半球的非洲大陆，度过了将近四年，中国三明治曾在年对她进行过一次采访（点击标题阅读：《张卓彦：中国新一代国际人的非洲足迹》）。

在她做出离开非洲决定的这一年，我们和她一起回顾了她的。

口述

张卓彦

采访

李依蔓

我的年，是从爬非洲最高峰开始的

海明威在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的开头写道：“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英尺的常年积雪的高山，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。在西高峰的近旁，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。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？没有人作过解释。”

而我去爬乞力马扎罗，也没什么可解释的，不是为了征服或者猎奇，就是一直觉得该来看看，因为山在那儿。况且，这是一座不要求登山者具备专业素质的山。我和朋友两个女生一起爬了6天5夜，平均每天爬7-8个小时，从海拔米的地方，穿越热带雨林、阔叶林、针叶林、草原、沙漠，爬到了近米的山顶。

1月1日，我结束在国内的休假，和好友分别从不同城市飞往非洲。上山前几天，我不巧得了感冒，在山上引发了低烧，连着三天一路吃一路吐一路爬。

听过很多人说，爬雪山会经历很多lifechanging的人生洗礼时刻，比如有人在雪山上求婚，有人爬了一半被担架抬下来，有人大彻大悟人生真谛……但对我来说，这趟旅程并没有什么“传奇”，反而是回归本能的朴实：让双腿掌控生命，把双脚完完整整的交给山脉。

我们在一路上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事：比如在帐篷里喝茶吃喷香的爆米花，米白色一大盘像半山腰的云朵；和两个瑞典小哥站在崖边谈天说地，天空被夕阳浸染成浓浓浅浅的玫瑰色；在登顶路上遇到步伐缓慢却坚定的老人，那时太阳快破空而出，藏青的天幕被光线撕裂出一线透亮的水蓝色……

但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只是低头走，路程够了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
在雪山上的行走是几近静默的。我和好友不怎么说话，各自专注于步伐和呼吸。登顶那天，由于极度疲倦和困乏，加上大脑缺氧，我几乎失去意识地跟着向导向前挪动，翻过一个接一个山头。衣服被汗水浸湿后变得冰冷，上半身几乎没有知觉，没有情感，思考也不管用，只能靠脚，左、右、左、右一步接一步随着惯性往前迈，大口大口呼吸。

直到登顶后，看见冰川的瞬间，所有情绪忽然活了过来，我直接泪崩。

下山后，我才有气力去猜测流泪不止的原因。除了对亲情友情的挂念与感恩，大概还有对自然与时间的敬畏。我们只花了短短6天，就探访了这座雪山用千年雕刻出来的积淀，是雪山对我们的大度和恩赐。

第二天清晨，在离开的飞机上我又看到晨光中的乞力马扎罗：灰白色云层之上，日出把天空染成橙红和金黄的暖色，山露出小半截深灰色剪影，仿佛还没睡醒。

我有点无法想象，自己曾短暂站立在最尖的那点上。

在尼日利亚“建银行”

在南非和尼日利亚的三年里，我做过的咨询项目有政府、电商（没错非洲有电商，其中还有“独角兽”），等等。其中做得最久的项目是“建银行”。

我们很难想象，没有足够基础设施的生活是怎样的，比如没有家庭住址、网络、学校、医院，或者银行。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在已不同的速度运转，许多在中国我们已习以为常的生活基本品，在非洲还处在从0到1建立的过程。

到非洲的前两年，我一直在南非工作。南非让我觉得不太真实，作为一名外国白领，我很难看到工作和生活之外真实的在迅速变化的非洲，像活在温室里，也许几年都不会有什么改变。

于是我换了一份工作后，申请调往尼日利亚。在那里，我想我能“makesomethinghappen”。

读哈佛肯尼迪学院读研究生时，我曾到尼日利亚做过几周的项目。到现在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，下飞机踩在地面那一刻的感觉，好像有一种燥热的力量从脚底往里钻，一直钻到我的手指尖，很神奇。那几周我遭遇了食物中毒，生活也有诸多不适应，我写邮件给肯尼亚籍的教授说，“这里生机勃勃却生活不易，感觉可以在这做很多事，但我不确定还能再回到这里。”他回复我说，“你一定会再去的。”

我果然又回来了，也许是冥冥注定，这个国家的民主日（Democracyday）也是我的生日。

尼日利亚有60-70%的人没有银行账户，大多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是这样，这意味着，他们无法使用银行卡存钱，无法向银行贷款，也无法使用任何金融服务。

尼日利亚本身虽然有大银行，但一直以来只服务于大企业客户，比如大型的石油公司。这两年石油经济形势不好，这些银行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，他们开始从经济角度考虑，怎样完善零售银行服务，让更多普通人使用银行服务。而我的工作，就是帮助尼日利亚大银行、甚至是泛非银行，设计这一整套框架，比如怎么划分不同类型的客户，对不同类型客户要设计怎样的银行产品，银行网点怎么铺，不同地域和层级的管理结构怎么搭，怎样尽量降低成本去服务更多人。

这类项目太基础了，在如今的中国，很难有项目让你去从0到1建银行。

我帮助客户通过“建银行”创造经济效益，而这件事也是能够切切实实地改变当地人生活的。一个普通的尼日利亚人可以更有效地存钱，不用担心家里的钱被拿走，可以在积累起自己的信用历史后、向银行借钱，发起自己的小生意。再大的公益项目，有时也许不如建一个大型工厂，让很多人有工作、吃上饭来得实在。

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，有时NGO去推进一些项目时很难，有太多因素阻碍，但如果有在一定商业目的下，又符合社会发展方向，推进起来就更自然而然了。

在尼日利亚的生活是没有太多“选择”的，所以反而更简单。尼日利亚没有太多外卖服务，在外就餐也不那么方便，公司配套了来自邻国贝宁的厨师每天做三餐。当地大多数传统食物都油乎乎的，每天吃不习惯，所以就让厨师做简单的沙拉或者意大利面。每天中午和晚上，在电脑前匆匆吃完又继续工作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。

两年来我的早餐几乎没有变过，一杯果汁，再配上一盘少油少盐的西红柿炒蛋，这是我教厨师做的中国菜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怎么会吃得那么惨，而我从来没有觉得腻，或者不正常？所以人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，尼日利亚的物产不丰富，没有什么选择，也没有什么对比，生活久了也就不觉得苦了。

拒绝标签化，呈现一个真实、立体的非洲

现在，我已经回国3个月了。

在尼日利亚，我遇到许多神奇的榜样，无论是“人生导师”般的老板，因校友关系结识的总统或首富的一级幕僚，还是普通的尼日利亚司机，得到他们很多的包容和接纳，让我在每每被生活琐事快逼疯时，一针鸡血、更热爱这个国家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一路上，周围人都很慷慨的给予我能量。

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，我也是他人的光。

之所以决定回国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父母的担心。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每天早上我都会和他们说早安，这在我们家，是“我还活着”的意思。作为父母，他们已经给了我他们所能给到的最大信任和支持，如果我回国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事，那我愿意为他们做这件事。

从年开始，我坚持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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