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前后，正是北京城倒春寒的时节。一到深夜，湿冷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，人们却不约而同地走上广场。因为胸口的血在烧。血液里流动着的，是一种交织着愤怒与无助的巨大悲痛。广场上敬满花圈，花圈上扯着横幅，贴着大字报，就连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柏丛上也系满纸花和绢花。其中最大的花圈，支架甚至是用成吨的金属铸成的。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弄进去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里还有成百上千首诗歌。中国是诗歌的国度，重大的事件向来都与诗歌相连。毋庸置疑，那一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，声势最为壮观的民间赛诗会。其中最著名的一首，如此写道：
欲悲闻鬼叫，我哭豺狼笑。
洒泪祭雄杰，扬眉剑出鞘。
这首诗被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，后被四人帮定性为“号反革命案件”，两年之后，入选《天安门诗抄》，作为全书压卷之作。彼时，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的一位年轻工人，有意无意地路过了天安门。他刚从部队复员，从修飞机的机修兵，转业成为和空调无关的“空调工”。每天的工作职责不过是按下水泵开关，把井里的水抽到食堂、澡堂和厕所里。他正热恋着一个姑娘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姑娘的家长看不上他每天无所事事地管水泵。这段人生好像一部网文，不出意外，以退婚开场。人生谷底之时，他举目望去，花山花海，人山人海，诗山诗海。有人临时搭起台子，举着喇叭，面朝人群高声诵念刚刚创作的新诗。他震慑于诗歌的威力，更震慑于由诗歌煽动而起的澎湃激情。忽然，他有种预感，风向要变了。上山下乡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，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那也将会是一个文学的时代。就在那天，他发了个誓，打算做个诗人。
郑渊洁没有想到，紧接而来的时代，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精彩，而他未来的成就则更加难以估量。他至少猜对了前一半。那一天的确拉开了共和国全新时代的序幕。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，天安门，周恩来过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史称“四五事件”。尤其神奇的是，这场运动由始至终，竟然没有一位参与者伤亡。它曾一度证明血是热的，诗歌是高贵的，民意不可违，而共和国的权力属于每一位华夏儿女。十年文化真空的钟形罩，在这一刻，被遍地的诗歌狠狠击碎。正是诗歌，敲响了文革的丧钟。
从此以后，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，于他最好的年纪，踏进了整个中华五千年历史里最好的时代。一个从零开始的时代。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。他无比幸运，又无比聪明，以至于竟然没有错过这四十年里的任何机遇。纸媒复兴，互联网信息爆炸，楼市崛起，IP运营，以及社交网络里言出法随的KOL。
他是这段高速发展的神话最完美的诠释者。
因为这四十年的神话，至今在街头巷尾仍能被反复传颂的，仅仅只剩下了一种——草根逆袭的发迹史。他是童话之王，也是草根之王。
2四十年前，停滞十年的中国，终于再度仔细地审视自身。百废待兴之际，正是苦求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时。一九七七年的高考，破例在冬天举行，因为国家甚至不愿意多等待哪怕半年的时间。国家向每一个志于知识的民众，都递出了橄榄枝。但这份机缘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。
如今的郑渊洁，更喜欢把自己当作一名“小学只读到四年级的工人”，却极少回忆“刊授大学”的过往。“刊大”是由《山西青年》杂志社首创的奇景。无入学门槛，教材随刊订阅，只要在邮局订阅杂志，按时邮寄作业，学制三年，年满就能获得一张学力等同于大学专科的文凭。这样的好事，假如放在今天，怎么听，都好像一起传销骗局。但时间退回到一九八一年，为了弥补国家高等教育的缺口，包括陈云在内的多名国家领导人，都特地为这座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，站台题词。
郑渊洁的作文多次出现在“刊大”的杂志上，彼时，他并不是被老师罚站的皮皮鲁，反而是“刊大”最优秀的毕业生。也正是在刊授大学的促进会上，他遇见了彼此生命中的贵人，正在“刊大”供职的赵岩平。但赵岩平并不算是郑渊洁的伯乐，真正的伯乐叫杨宗，曾任《山西青年》的副主编，刊授大学的校长，以及山西大学的党委书记。赵岩平则是杨宗的嫡系部下。
如今，我们很少能感受到籍贯的力量。我们习惯把郑渊洁当作一个混不吝的北京爷们，或者顶多把他身上的摇滚气质，追溯到他的出生地石家庄（RockHomeTown），但郑渊洁的发迹故事，却是真正地托了祖籍的福。一九七八年，新北京人郑渊洁用了四天，写完了自己的处女作，《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》。于此之前，他尝试过诗歌、歌词和科幻小说，统统铩羽而归。他打算用童话碰碰运气。但这个不太入流的标题，已经透露出作者还是个刚入门的雏儿。
没人理他。
一九七九年春节，郑渊洁带着退稿从北京返回山西省亲。郑渊洁的母亲发现了这篇一万三千字的草稿。郑家对子女的教育向来以溺爱为主。郑渊洁在二年级的作文《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掏粪工》，以及四年级的作文《早起的虫子被鸟吃》都获得了家人的一致好评。这篇退稿也不例外。郑的母亲刘效坤，当时在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做会计。她拨通了时任《山西青年》副主编杨宗的电话，顶着六级寒风冬夜上门，把退稿递到了杨宗手上。杨宗读过稿件，说，好。
在北京走投无路的郑渊洁，拿着杨宗的推荐信，终于敲开了《儿童文学》的大门，堂堂正正地成为了新北京人。作品更名为《黑黑在诚实岛》——由此郑渊洁领悟了简洁的真意——刊于《儿童文学》九月号，写作一发不可收拾。大多数的杂志编辑并没有杨宗的慧眼，跟风狗们总需要好猎手带队。只有猎手发现猎物，他们才会像牛虻一样蜂拥而至。寂寂无闻的新人作家，瞬间咸鱼翻身成为香饽饽。最多的时候，甚至有十六本杂志同时发表郑渊洁的作品，其中不乏曾经退过他稿件的杂志社。两年之后，郑渊洁如愿加入北京作协，并带着新锐作家的光环踏进刊大，成为了伯乐杨宗的KPI。杨宗特意为郑渊洁举办了校内的个人作品讨论会，其中多少带着押宝的味道。如果郑渊洁成了，那么刊大也就成了。
只是这份赌注，让这个草根逆袭的故事，显得多少有些不完美。勇猛如郑渊洁这般草莽豪杰，也需要自己的母亲推一把。谁又能真正从零开始呢？
3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士农工商，商是最低一等。即使有皇帝朱笔圣谕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作为劝学的勉励，但阿堵物从来都是庙堂的附属品。除非风向变了，作家向来羞于谈钱。文章千古事，又岂是几斗米的蝇营狗苟？但中国人最擅长的，向来都是双重思想。顾况嘲讽少年白居易，就多少展露出月亮的暗面，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
与怀揣理想的艺术家不同，郑渊洁向来喜欢把自己打上“个体户”的标签。三十年前，作家靠稿费，还可以生活得很好，绝不至于像孙仲旭或者胡迁，被逼上自尽的绝路。一九八五年，郑渊洁声名鹊起，稿费已然不菲。他带着儿子郑亚旗过年坐火车回老家，膨胀到买得起软卧，吃得起餐车。就在这一年，郑渊洁第一次知道，什么是“公仔面”。隔壁车厢的港商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饼，加热水一泡，香气扑鼻。郑亚旗想吃，老郑说，只有香港才有。郑亚旗说，那去香港吃。于是，郑渊洁发了一个狠誓。他没有等到十年后康师傅进入大陆，决心立刻赚到足够的钱，带儿子去香港吃碗泡面。
草根发迹的根本动力，极少是因为流芳百世的理想，因为草根没有这个资格。这碗儿子求之不得的泡面，催生了郑渊洁的大悲宏愿。此时，郑渊洁已经得到了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，《东方少年》的编辑兼发行。他找到了北京文联，打算出一本只刊登他一个人作品的杂志。拦住他的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平台，而是一枚杂志刊号。纵然强人如韩寒，也倒在了这一步上。
杂志圈子里租借刊号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一九八七年，新闻出版署成立之后，刊号成了稀缺资源。但在更早以前，故事并不是这样。一九七八年，中国只有余本期刊发行，一朝春风吹满地，发刊量瞬间猛增，连《飞碟探索》也能够堂而皇之地走进邮局。按照国情，大部分杂志都必须挂靠在政府机构之下。与《飞碟探索》源出同门的《读者》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主办；《知音》的创办，靠的是湖北妇联三万块的启动资金（无怪其内容走向直指下三路）；《意林》是长春省文联的生意；而《东方少年》正是挂靠在北京市文联之下。
用“生意”二字形容杂志，一点也不过分。杂志既是人民的精神食粮，也是衙门的物质食粮。改革之初百废待兴，人民公仆清贫如洗，一朝市场化，主体难道还是个体户不成？由衙门牵头的杂志社，正是衙门的第三产业。郑渊洁满心以为“包产到户”的新思想能够飞进文艺的窗口，但北京文联显然不相信这个刚刚脱离工人阶级的新北京小伙子。煮熟的鸭子送上了门，转眼又飞了。
于是，郑渊洁又回到山西，找上了山西省团委的赵岩平，两人一拍即合。《童话大王》于年5月10号出刊，挂靠在山西省团委的名下。几年之后，共事创刊的同侪，人人在山西省有房有车。到了年，山西省团委盖起了崭新的大楼，不单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，还余出一部分楼层用于经营饭店。三产事业，红红火火。
4如果《童话大王》已经是郑渊洁人生故事的收尾，即便他能够获得巨大的声名，也无法获得巨大的财富。与从零到一的上半场不同，故事的下半场，是一颗从一膨胀到万的巨大雪球。
他好像是从未来穿回过去的男主角，在北京房价只有块的时候，屯了十套学区房，用于存放读者的来信。只靠这手操作，他的名字就能够肆意地在几十年后各大房产投资网站上刷屏。但和水库上的多军领袖不同，房产的收入，不过是他财富累积份额里的沧海一粟。
一九八九年，上海美影厂向郑渊洁抛出了橄榄枝，把《舒克和贝塔》送上电视；一九九四年，中国动画史上最奇异的鬼作《魔方大厦》再次改编了郑渊洁的童话，直至今日，仍是大批八零后挥之不去的深刻梦魇。郑渊洁比同时代的作家，更早感受到IP的力量。他是最早一批走进影视圈的作家，甚至几乎和王朔同期。
郑渊洁早早看穿了知识产权的玩法：原创、流量、维权，正是这座装满金子的巨鼎的三只脚。借着动画热播的东风，一九九三年底，郑渊洁和晨光出版社合作，首发《郑渊洁童话全集》的第一本。但一年之后，市售销量不高，盗版却铺天盖地。郑渊洁毫不犹豫地和晨光出版社划清界限，换了下家，把版权交给了学苑出版社。更神奇的是，为了杜绝盗版，他走了一条反常的营销渠道：不在新华书店铺货，《郑渊洁童话全集》的销售，绝大部分交给了中国邮政代发。邮发之外，俱为盗版。这股精准的商业直觉，让他抓住了夕阳西下的邮老大最后的一丝余晖。同时，也让当时他名下的文化公司，打起假来，得心应手。
至于创办自己的个人论坛（饭圈垂直运营？），跨界教育培训（创办皮皮鲁写作班），都仅仅是财富累积中的一点点微小的工作。这场长达四十年的财富经营里，他从未失败过。原因固然是因为他足够聪明且黄运傍身，但更加重要的深层次原因，却常常被人忽略。他把一切资源都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，绝不假手他人。他简直是文化界的黄章，所谓极致的匠人精神，其实不过是把个体户思想发挥到了极致。郑渊洁有着超越常人十倍的精力和控制欲：创办杂志，一人执笔；改编动画，亲任编剧；开办论坛，带头灌水；作文培训，亲自授课。
这份控制欲下，也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。
5一九八一年，郑渊洁创造了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主角。他想写一篇专门给男孩子看的童话。主角当然也是男孩，他如此设定这个男孩的性格：性格顽皮、爱恶作剧，但本性善良、有同情心。他为男孩取了七八个名字，最后定名“皮皮鲁”，大约隐含着顽皮而鲁莽的意思。这个成功的童话人物，早于他的儿子郑亚旗两年出生，几乎可以看成是“郑渊洁真正的长子”。
就在当天，皮皮鲁的妹妹也随着皮皮鲁诞生了。限于彼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，妹妹鲁西西被设定为皮皮鲁的双胞胎妹妹，规避了法律风险。除了拥有同样善良的本性，性格则与皮皮鲁相反：乖巧懂事、努力学习。一九九九年，郑亚旗的妹妹郑亚文出生，离异再婚的郑渊洁，终于补足了鲁西西在现实中的镜像。
郑渊洁努力维持着郑亚旗活泼的本性，与老郑一样，郑亚旗的学历也定格在小学毕业。而妹妹郑亚飞，则逃离了国内的应试教育，在国际学校里过关斩将，同时被美国六所大学录取。作为素质教育最有力的号手，郑渊洁为儿子开创的邪路，在儿子寻找工作之际，终于遭到了反噬；而为女儿妥协的新路，则与现在打满鸡血的中产阶级，几无分别。虽然在老郑的眼里，他们都活出了自我。但事实或许是，他们都活成了父亲呕心沥血为他们创造的人设。最好的作家不仅创造了虚构的世界，还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。
郑亚旗从不掩饰自己对父亲的崇拜。他留着和父亲同样铮亮的光头，不止一次在媒体面前表示，他的偶像就是父亲。从知乎上的回帖来看，郑亚旗的文字和老郑如出一辙，浅白、直接却充满感染力。而在两人的对比照里，人们会更加惊叹基因的力量。但这种力量，其实根本不是来自基因。
从《病菌集中营》和《生化保姆》之后，郑渊洁进入创作后期。作品越来越成人化，无论批判的尖锐程度或是性科普桥段的加入，他都在努力贯彻着自己特立独行的反叛。他潜意识下的目标读者不再是小读者，甚至也不是即将成年或已经成年的大读者，而是写给曾经被重重压在传统教育之下的，过去的自己。
他仿佛在幻想着人生的另一条IF线：如果那个未成年的郑渊洁，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鼓励，他将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如果有人愿意无条件地支持反叛的少年，他是不是可以更快乐一点？
儿子郑亚旗是他的终极实验。他是儿子最坚强的后盾，只要大节不亏，随意儿子大放厥词或是好奇冒险。于是，他成为了永远正确的父亲，用爱和宽容抹杀了郑亚旗的叛逆期。和所有的父母一样，他想要创造出一个比原版更好的复制品。但他的儿子和普通的二代几无分别，热爱着摄影和浮潜。几十年后的郑渊洁，提起儿子仍然只有赞扬：“是儿子，让我从一个作家，变成了富一代。”言辞之下，儿子仿佛曹丕，自己是曹操，皇帝的位置是靠儿子追封而来。
但事实或许也确实如此。如今的郑亚旗，则是皮皮鲁文化公司的董事长，打理着郑渊洁全部的版权，童书、动画、文创四面开花。但郑亚旗永远不会变成那个神奇的草根之王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草根过。自始至终，他从未有过一丝机会，能够在知性上杀死父亲，因为那个一贯正确的父亲如此高大。更是因为他直到成年，也没有一丝一毫地感受过真正的压力和窘迫。
功成名就的郑渊洁，爱好与于谦相仿，迷上了养狗放鸽。这意味着，他终于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，而且是最传统的那种。为了家里的十几条大狗，他特地从市区搬到郊区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。他经常说，和狗相处久了，就不再想和人相处。没人知道，在夜深人静的房山别墅里，他是否还会回想起四十年前的人群的呼喊。
如今是二零一九年，改革开放的下半场。曾经喧嚣的时代呼声，就像素质教育一样，早已变成了更加残忍的升学推免。迟暮英雄，已如同凡人，把女儿送进SAT和IB，期望一个快乐而安稳的前程。这是我们的时代，一个英雄变成恶龙的时代。草根之王逐渐老去，留下二代在继承家业，亦步亦趋地走上了前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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