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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正经的读书会：geling-y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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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权利、政治、战争、冲突不断的世界，也许永远都会有“高墙”和“鸡蛋”并存，甚至二者无可避免地碰撞。对于这些，《非洲手记》并未给出解决的答案，而是对于文化的窥视和理解，对于人性的贪婪与良善的探寻，以及作者所流露的理想和希望，尽管我们知道，“那是多么幽远的梦想！”

面对“高墙”与面对“鸡蛋”——

读严歌苓《非洲手记》

文

李玉杰

《非洲手记》是严歌苓的一部散文集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是年~年期间，严歌苓随美国外交官丈夫到尼日利亚的见闻感受。当前学界对严歌苓小说的研究汗牛充栋，而对其散文却少有问津。但我觉得仅此一部《非洲手记》，就足以奠定严歌苓在中国当代散文写作中的地位。就我个人，对《非洲手记》的喜爱并不亚于很多严氏小说。

一、“都和我有关”

《非洲手记》所写的一切，对我们都非常新鲜。因为我们并不了解非洲——尽管主旋律一直说“那是与我们患难与共的朋友”。美国学者加兰所说：“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；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，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，那样令人鼓舞。”而《非洲手记》就提供了一幅幅与我们的有所“差别”的风景画、风俗画、风情画。

但我喜欢《非洲手记》，并非或不都因为异域情调，而是严歌苓的人文情怀——她可贵的观点、理想、追求，等等。换言之，作家看似在写非洲，实际上也在写自己，她把自己“烧”在了里面，正如鲁迅所言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。如果其他读者在意的主要是“《非洲手记》中的非洲”，我却更对“《非洲手记》中的严歌苓”感兴趣。

以第一篇《行路难》为例。

这篇写的是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奥卡达——摩托计程车，开篇就说：“一到尼日利亚就发现行路难。国家政府收纳了人民的税务，却连公共交通设施都不提供。这个首都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奥卡达。”接下来，用了很多篇幅描写尼日利亚人乘坐奥卡达的种种“奇观”：如何身着长裙乘坐，如何头顶重物乘坐，如何怀抱婴儿乘坐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但如果只是描写这些“绝技”，虽充满异域情调，至多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，而严歌苓的优处在于，她时时没有忘记借助这些“奇观”，表达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。比如：

那个卖鱼女子双手大撒把，头顶上还有辎重，两腿被长裙约束，真是惊险之极！一百米外是大街，奥卡达车身偏斜，转过弯去，前后配合之默契，仿佛经多次排演。司机的身体与乘客在转那个急弯时，形成的完美平衡让我目瞪口呆。这动作需要多彻底的信赖才能完成?首先乘客得完全信赖司机，让他为她的性命负责，再是司机信赖乘客的顶盆技术，万一失重，破坏了他的平衡，也会人仰车翻。既然都无法信赖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，大家只能把信赖给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。

文章并非异域情调的简单展览，因最后貌似闲笔的一句话，读出严歌苓对腐败政治的愤怒，对底层民众生存之无奈的悲叹。

《非洲手记》全书24篇文章，多数都像以上选段：正在绘声绘色描写着非洲的“奇观”，突然荡开一笔，加入一两句“严氏议论”。这种议论简短，但却点睛。如果说《非洲手记》是一座宝塔，那么异域情调展览只是塔身，而“严氏议论”则是塔基。塔基看似比重不大，却无疑是最关键的部分，如果只有光秃秃的塔基，单调乏味，毫无美感，同样“塔将不塔”。异域情调让《非洲手记》有了趣味，而是时时闪现的“严氏议论”，让《非洲手记》有了深度。二者缺一不可。在中国当代文学中，不缺趣味，而缺深度。

若对《非洲手记》中的人文精神予以总结，可归为面对“高墙”与面对“鸡蛋”的不同态度：面对“高墙”，是鞭挞、疏离，不留情面的拒绝；面对“鸡蛋”，是理解、尊重，设身处地的同情。“高墙”和“鸡蛋”借自村上春树的《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》，但在我这里含义比较简单，所谓“鸡蛋”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者；所谓“高墙”，是那些侮辱人与损害人的强势者。

二、对“高墙”说否定

《非洲手记》中批判“高墙”的文字随处可见，“高墙”既有殖民者，也有非洲政体，还也有个人，甚至包括严歌苓自己。我们常闻非洲落后、贫穷、黑暗，然而若不把那一堵堵“高墙”从后台推向前台，我们将永远只有身份的优越或廉价的同情。

提及非洲之落后的罪魁祸首，任何人都能想到殖民者。但严歌苓重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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