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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ID：ipress
北京的拥挤要从根本上解决，关键不在行政次中心如何立竿见影，而在于资源和利益分配是市场主导还是行政权力主导。从平等的角度，谁都有权来北京；但从效率的角度，挤不下了总得有人先走。都不愿走，就只好一声令下了。可是，这样恐怕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
▍土地公公能带谁走
暑假，北京照例挤满了来感受伟大祖国心跳的外地孩子。对一个中国孩子而言，北京颇有麦加的意味，一生中必要去过一次；没在天安门留过影，仿佛就无法证明这是一个中国人。
然而，北京已经挤成了一个低效而疲惫的怪兽，若不疏解，过多的城市功能根本无法发挥。“疏解”也是婉辞，说白了就是要有人出去。这种提法也非始自今日，之所以泥牛入海，谁都不愿先出去是根本原因。
托新常委雷厉风行之福，首先要迁走的竟然是北京市政府。这能根本解决问题吗？
且慢，同每次传达重大决策一样，媒体和名嘴又先赞叹一番上面的深谋远虑，再历数通州的优越条件——可带动津冀一体发展、已有两条地铁连接、运河整治后风景如画……最后是对民众的重大福利——“政务超市”一站盖完几十个公章；政府驾临，地价立涨，产业聚集，经济飞跃。
既然这么多好处，为什么今天才想起来搬迁呢？显然，问题不那么简单。
众所周知，北京最大的问题就是从一开始就按同心圆摊大饼，过多职能重叠。但是，要变成华盛顿那样简洁明快的政治首都已绝无可能，中央也儿孙满堂、家大业大。可当地政府也是城市必需的功能，市政府虽不是必须设在市中心，但一个特大城市的管理中心偏离地理中心29公里，总会有诸多不便。
▲北京故宫博物院鸟瞰
实际上，中央政府才是北京最大的外来物，只是首都身份是北京无上的荣耀，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，因而一切迁都之议对北京都是耍流氓。在中央不能动，也不能缩小，平民和企业也无法强行迁移的情况下，就出现了请土地公公先搬走的奇招。
这其中的理想当然很丰满，那就是带动一批职能的疏解。问题是哪些职能？除作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外，北京在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方面都堪称全国中心，如果都搬走，北京一定会空旷如堪培拉或巴西利亚。但这些职能即使不与北京市民形成服务关系，也一定与所在地利益盘根错节，有大量社区本身就是某事业单位家属区，将这样的单位及其社区抽走其实很难。唯一见效的是全国流行的新建大学城，因为只有上学不依赖当地社会。
更具悬念的是，北京近年理智地取消了“经济中心”的定位，但在政府东迁或将一举解决职能重叠积弊，打开一片新天地的美景之下，带动产业集聚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口号迅速复活，何况还有京津冀一体化的东风。即使假设新址一定会优先吸纳老城区迁来的企业和经济活动，如果迁不动呢，难道也不让新企业充实新区？
其实，北京目前的人口分布情况是二环内不到7%，四环内也只占32%。虽然越往中心面积越小，但仍不是人口绝对数量问题，而是每天数百万人从四、五环外到中心城区间往返的问题。因而症结并非腾出地皮，而是带走经济活动和常住人口。
可是，以政府迁移来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是个在世界经济中略显异类的现象——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似乎远不只支持、引导、刺激和规范，而是肩挑重担，甚至要靠自己办公地点的选址来带动经济活力——选在哪就把经济活力带到哪，仿佛企业不围在政府身边，看不见红旗招展就一事无成。
姑且假设这个现象理所当然，市府东迁能否带走足够多的经济活动，也还要取决于三点。
一是期望它疏解多大范围内的经济活动。至少，由于被中央政务区隔开，今后北京市西半部，包括教育和科研集中的海淀以及丰台、石景山和门头沟等地，其经济活动和人口、交通流量恐怕不会有多少东移。
二是北京大量公司集中在城内，有的意在靠近中央部委，有的基于金融街、CBD、使馆区发展起来并形成扎堆效应。通州有没有可能，需要多久才能形成至少与这些因素接近的吸引力？如果不打算影响海淀的教育科研、西城的金融街和朝阳的CBD等原有经济高地的价值，北京还有多少效益高、无污染，还与这些高地差异化的新兴产业可发展？
三是北京各区的规划历来与市一级明显不统一，地方出于经济利益在辖区内划出了众多所谓“商圈”，要求经济活动东移，这些动作能降温吗？辖区越繁华，各路大神小庙的油水越高，这个规律谁斩得断？
▲高峰时段拥堵的北京地铁
▲7月28日（周二）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15条运营线路日客运量为.86万人次（不含京港地铁所辖：4号线、14号线、大兴线客流）。图片数据源自北京地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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